近年来，中国的居民财富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转变。高盛的最新研究显示，中国家庭的总资产约为730万亿元，经过六个季度的回落后终于趋于稳定。在这730万亿中，房地产占52%，存款现金占25%，股票、基金和保险占20%，而汽车等其他资产只占3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房地产的比重显著下降，从2021年的67%降至现在的52%，在五年内减少了15个百分点，成为拖累家庭资产的主要因素。与此同时，存款和金融资产的比重上升，存款比例从16%提升至25%，股票和基金等金融产品则由15%增至20%。可见，随着楼市的降温，居民纷纷将资金转向银行存款、理财和保险，降低利率使得存款再次成为热门选择。因此，这次资产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房产撤退、存款和金融资产补位，整体资产得到稳住。

在过去半年的贷款数据显示情况严峻。根据央行最新的数据，至2026年第二季度，居民贷款存量降至82.91万亿元，同比增幅进一步缩小，首次出现负增长。房贷同样受到影响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2023年末的38.17万亿下降到2026年第二季度的36.29万亿，仅上半年就减少了7163亿，年度降幅已超过以往。而且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连续13个季度出现负增长，居民提前还贷的意愿远高于借新贷购房的意愿。六大国有行的房贷余额全线减少，提前还款占房贷总还款量的80%以上。与此同时，消费贷款也在急剧下降，2026年初五个月，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减少7031亿，降幅达到7.41%。居民杠杆率从2023年底的63.5%降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59%，累计减少了4.5个百分点，降幅每季扩大。

很多人从宏观数据中得出错误的结论：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9%，与美日并无太大差异，然而，消费却始终低迷。关键在于收入结构的差异，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5%，而美国则常年维持在75%以上，日本也稳定在50%以上。这都导致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本身就较低。高盛的报告显示，中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140%，而美国则约为90%。这意味着每赚100元，就要背负140元的债务，这也是降息和货币宽松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，偿债压力显著抑制了消费和投资。直到家庭债务得到清除，收入预期修复，居民才会优先偿还债务，严格控制支出。这正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体现：当资产价格持续下跌、家庭净资产缩水时，居民的行为模式会发生根本变化。这种变化意味着从追求收益最大化转为减少负债、降低风险。

中国当前的状况与美国80年代和日本的经历可以进行对比。1984年，美国家庭的房产占比为27%，股票仅为7%，而如今房产占比降至23%，股票与金融资产的占比却升至34%。这一转折点出现在1997年，超越房产的股票投资给家庭财富带来了长足的增长，与401(k)养老金制度及股市的长线牛市息息相关。相较之下，日本在经历泡沫破裂后，家庭仍未转向股票市场，反而是将现金存款保持在50%以上，即便面临零利率和负利率的环境。日本股市长期低迷，居民在经历了巨大财富缩水后对市场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。

现阶段，中国的情况与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高度相似，城镇化放缓、房价预期恶化、持续低利率，加上居民高杠杆、强烈避险，难以形成有效投资。如果金融市场缺乏稳定的投资回报，居民只能在存款账户间反复流动。高盛预测到2035年中国居民的股票占比将升至11%，但这依赖于A股市场能否保持稳健回报。面对当前的财富僵局，我们不应重复日本的错误路径，也不能简单模仿美国成熟的资本市场。要打破这个局面，核心在于两件事情：一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，二是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。